| 如今这里成了贵阳郊区花溪河上游的风景区，饭店茶楼鳞次栉比，彩旗招展，人声鼎沸。不像多年以前，半边崖是仙境一般宁静的原始村寨。
永远记得我和她第一次到这里，那景象，那洁净的石板路，我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
十月秋高气爽，她穿着朴素的灰色上装，蓝色裤子，脚蹬解放鞋，背着洗得发白的旧军用书包，用她一摇一晃的走路姿态在前面带路。她的头来回转动，一会看看原野，一会看看天空，一会看看我。迎面的风吹拂她的短发，有时几绺头发被风吹得紧贴在她坚毅的脸上。她用嘴吹开发梢，或用手掌胡乱地把停留在脸上的头发撩开。她一直微笑着，那种灿烂的笑，后来我没在其他女人的脸上见到过，或者说我再也没有感觉到别的女人也会有那种纯情的笑容。可是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并不珍惜她太阳般的笑。直到若干年以后，当我年近半百，懂得珍惜的时候，她的笑脸，一张平常的、对我来说又是再也寻不到的笑脸，已决然从我的生活里消失。这种时候我总算明白，她那天真的笑才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们时而走在能过两轮马车的小路上，为了抄近路，时而又跋涉于逶迤曲折的羊肠小道间。她对这一带太熟悉了，每条路、每个坡、每道坎、每棵树，甚至天上的飞鸟，她大都叫得出名字。
被太阳烤干，变得浅黄色的路面，间或有灰白色被磨得滚圆的石块从黄泥中露出，路中的石头像鹅卵石光光生生，路边的石块大都尖利发黑。路上时不时出现一堆堆新鲜牛粪，也会遇到排列成一条线，距离相等的一团团马粪。有浮土或松软的地方，会呈现出半圆形的马蹄印记或牛蹄子沉沉的脚印。即使在路上也生长着一丛丛顽强的野草。
我们始终一前一后向前行进，尽管很多地段宽宽的，两边是平缓的草地或还没耕种的闲土，她也不与我并排走。她始终略微走在前面，指指点点，断断续续向我介绍那座山、那个村、那棵树。她前行的速度时快时慢，经常跑到路边，弯下身子，去观赏一些野花，把鼻子凑上去闻一闻，随即又愉快地跑开。
走在后边的我，保持着匀速的步伐，目不暇接地欣赏着四周的美景，贪馋地嗅着随着轻风飘过来的成熟稻谷的芳香。当年的我只有二十五岁，瘦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别人说我长得英俊，还有一种儒雅的风度。我身穿一件五四时期那种立领的学生装，那件黑色薄呢料的上衣是用我叔叔的旧西服修改缝制的，衣领下方的前襟上隐约有几条暗线，有一道烫不平的V字形。但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小缺陷一点不伤大雅。那件衣服我穿在身上非常合适，非常潇洒，在周围的人还在穿中山装、干部服的环境里，我的穿着就显得够别致了。我喜欢这件上装，一直穿了好些年。我的上衣口袋里始终别着我大姐送给我的一支英雄钢笔，那是一支镀铬笔套，黑色笔杆的笔，表面的镀铬掉了许多，露出了淡黄色的胚底子。虽然笔尖已经写秃，可是写字画速写我一直在用它，我把它珍藏了若干年。
我们同是附近一所中学的老师，不同的是我是代课老师，她是正式语文教师，还是初二(1)斑的班主任。学校离贵阳约莫十五公里，在一个叫石头镇的地方。虽离城市这么近，但在当时，七十年代初期，那里却全然是一片乡村景色，学生都是农村孩子。老师则来自不同地方，有当地的，有贵州其他县份的，更多的是我们贵阳来的年轻人。我和她都是贵阳人。那时我的右派父亲在农场劳动，我的母亲在我十五岁时过世了，家里还有读小学和初中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一家人仅靠我年已故稀的祖父在文史馆每月四十几元的工资维持最起码的生活。由于父亲的原因，我还没读完高中就辍学了，到处做零工、修路、抬土方、当建筑工地上的付工、染布、卖小吃，做过各种各样的苦活路。因此当这位认识不久，在石头中学教政治课，姓王的朋友出于同情，介绍我到这所中学来工作时，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起初我并不相信这件事能成，我清楚我的政审肯定过不了关。然而，不知怎的，学校并没有严格审查这个问题，我顺利地走进了仰慕已久的校园，尽管它只是一所郊区简陋的学校。也许是我进校时介绍人掩盖了我的许多真实情况，也许是学校仅仅把我当成一个卖饭票的零工对待而已，他们对我的出生、家庭毫无兴趣的缘故吧。还有一个原由，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相信，世上的事大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当时能在石头中学工作近两年，完全是命运的摆弄。
那天是周末下午，中饭后贵阳来的老师都回城去了。贵阳人当中只有我和她没有走，是她暗示我留下来的。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找空悄悄对我说，她想与我讨论一下语文书上的一篇课文，让我下午等她。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很谈得来了。
周末下午和星期天，除了值班人员和几个没到贵阳看电影、买东西外县来的老师外，学校里只剩下极少的人，喧闹的石头中学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
大约两点多钟的时候，她来到我住的小屋窗前，满面笑容地邀请我到半边崖她的一个学生家去。她说这番话时很爽朗，蓝湛湛的初秋天空一样的单纯。她说那里很近，小路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那里的风景美极了，说像我这样一个喜欢画画的人，不去那里简直是罪过。我的小屋是食堂库房的一隅，用高高的柜子与食堂的其他部分隔开，要从食堂穿过才能到我的房门。那间小屋只有八九个平方米，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三抽桌，剩下的地方就非常逼仄了。平时除了我，只有一个姓金的司务长能进我的屋子。我小屋的窗口却是对外的，学生们就在窗前买饭票。
其他老师大都走了以后，我两离开了学校。在镇子上，她和我并排而行，有说有笑的，毫无顾忌，大大方方地同认识的人打招呼。可是一到了镇外，到了难见人烟的小道，她就跑到前边去了，像小鸟一样又跳又蹦，一路哼哼唧唧的。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和她这么长时间在一起。前面我说过，当我被她慎重邀请，被她带去那个神秘的世外桃源时，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她的那份真情。后来，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我才会心头阵阵发痛，惆怅万分，无限后悔。但是一切都晚了，我放弃了我这一生里最应该值得珍惜的再也不可能挽回的无价之宝。
路上几乎没有其他人，我们穿过菜地、田园、丘陵、山坡……拐过一道弯，望见左边不远处乱石林立的斜坡上，两头黄牛犊在悠闲地吃草，右边是一片黑黝黝的杂树林，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树林深处飘出阵阵树叶和蘑菇的山野味，还有潮湿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十月上旬午后的太阳还有少许灼人，但是不远处河上的风已经徐徐吹过来，我并不觉得热。
转过杂树林，开始爬山，她怕我这个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习惯走山路，故意放慢了速度。我说，郭老师，你走吧，我跟得上。她笑笑，嗔怪道，在这里还叫我郭老师吗？那我叫你小郭吧。我想起老一点的老师、校长、教导主任有时叫她小郭，思忖这样的称呼她定然高兴。不料她把嘴一撇，回转身，风一般地朝山上跑去，我追上去，从她的肩上夺过书包。我说，郭俊雨，我来拿吧。她对我直呼她的名字高兴极了，掏出手绢揩额头上的汗，笑吟吟的对我说，你的体力还不错嘛。我点点头：我喜欢游泳，也喜欢登山哩。
爬过两个不太高的山头，一条能行驶拖拉机的马路出现在眼前。顺着弯曲的马路望上去，我们看见了半边崖寨子。所谓寨门就是两根石头砌成的方柱子，寨门左边有块黑色的石碑，石碑上写的什么字，远处看不清楚，右边是几株长在高处向下垂弯的柿子树，把寨门渲染得郁郁葱葱。几十米用石块砌的矮矮围墙，象征性的把寨子围了一截。由矮墙上望过去，是一层层全用石板盖的灰白色屋面，一群群麻雀阵雨般地从这个屋顶蹿到那个屋顶。郭俊雨手指寨子，微微喘气，开心地对我说：何水泉，你看，那就是半边崖寨。她也直呼我的名字，使我意外和惊奇，听觉不习惯地感到别扭，内心也有一份欣喜。她前额和耳旁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了，脸颊红扑扑的，眼光是那么明亮，好像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寨子似的。
走进寨子，几只小狗跑前跑后围住我们汪汪叫，当它们看清了郭俊雨时才停止了此起彼伏的狂吠，有的摇着尾巴煞有介事地嗅我们的脚，有的无趣地跑开了。不远处几个在石板铺成的坝子里玩耍的小孩，见是我们赶忙跑过来，恭恭敬敬地喊：郭老师好，何老师好。一个穿蓝衣服年龄稍大的孩子，把手里一截断树枝砸向还在我们身旁嗅来嗅去的两只小黄狗，把它们撵跑了。寨子旋即又安静下来，但听见河风紧一阵慢一阵从屋顶穿过的呜呜的响声，矮墙上有几只鸡在扑打翅膀、咕咕地叫。
郭俊雨所说的那个学生早就毕业到外地工作去了。她领我去的那间房子已经快靠近花溪河上游，坐落在一座大山的半腰上，是一个小院坝的后厢房。我们走进院子时，一位穿一身蓝布衣服的老太婆拴着围腰，正在院子里用草绳编辣椒辫，把大簸箕里火炭般红通通的辣椒编成一串串，吊在屋檐下晒干。郭俊雨亲切地叫了声婆婆，接着介绍道，这是我们学校的何老师。老太婆牵动满脸皱纹，笑容可掬地站起身子，要为我们准备茶水。郭俊雨赶忙阻止她，说，您别动，我们自己去喝点冷水就行了。于是我和郭俊雨穿过堂屋来到厨房，用葫芦瓢，从方形的石水缸里舀出水，一人喝了好几口。那水凉悠悠的，带着微甜，喉咙里有凉水从上而下流过的感觉。 | 
